苏轼的“老”与“不老”
【谈文绎史】
熙宁六年(1073),老苏轼作《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》一诗,苏轼其中有“老来厌逐红裙醉,老病起空惊白发新”两句。苏轼若不了解苏轼生平,老可能会将此诗归于其晚年之作。苏轼但实际上,老此时苏轼任杭州通判,苏轼年未四十。老通常而言,苏轼三十几岁正当人生壮年,老因此这两句诗就不免令人感到有些困惑了。苏轼
中国古代有关人生阶段的老划分,《曲礼》中的苏轼表述相对权威:“人生十年曰幼,学。老二十曰弱,冠。三十曰壮,有室。四十曰强,而仕。五十曰艾,服官政。六十曰耆,指使。七十曰老,而传……”郑玄将“艾”解释为“老也”。因此,即使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说,在古代,五十岁以后才算老年阶段。五十岁之前的人,一般是不能被视为老人的。
如果翻检苏轼诗文集,就可以发现,在五十岁之前,苏轼“未老言老”的诗词为数不少。如人所熟知的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作于密州知州任上,此时苏轼同样未满四十。苏轼贬居黄州后,“老”字及相关意象更是屡见笔端,如《次韵乐著作野步》“老来几不辨西东,秋后霜林且强红”,《安国寺寻春》“看花叹老忆年少,对酒思家愁老翁”,更为有名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“多情应笑我,早生华发”,则是以“华发”意象感喟人生易老。类似的诗句还有不少,均作于苏轼五十岁之前。
“未老言老”的现象在古人笔下并非鲜见。苏轼的恩师欧阳修,在庆历五年(1045)创作《醉翁亭记》时,描绘了“苍颜白发,颓然乎其间”的自我形象,而此时他同样年未满四十。嘉祐元年(1056),因感念创作琴曲《醉翁吟》的友人沈遵,欧阳修赠诗一首,诗中回顾自己十年来的经历:“我时四十犹强力,自号醉翁聊戏客。尔来忧患十年间,鬓发未老嗟先白。”十年之后,“强力之年”的“醉翁”才鬓发先白,而此时他也不过五十虚岁。
应该说,“年老”不仅存在客观的生理指标与社会标准,也是一种相对主观的心理感觉。当年欧阳修由参知政事被贬为滁州知州,地位一落千丈。他虽立刻将目光转向地方治理,在滁州积极探索“与民同乐”的为政道路,但也难掩“颓然老矣”之感。这种感觉无关年龄,主要因胸中理想渐行渐远,少年豪气脱落殆尽,暮年感便与日俱增。
苏轼的暮年感也与其理想的破灭有关。熙宁年间,苏轼因质疑王安石的变法条款,被外放杭州任通判。虽非贬谪,但已远离朝廷,实现理想的可能性大打折扣。元丰二年(1079),他又遭遇“乌台诗案”,侥幸免死。劫后余生的苏轼,更不敢奢望实现“治国平天下”的理想了。就像他在《初到黄州》一诗中所写:“自笑平生为口忙,老来事业转荒唐。”“荒唐”二字饱含辛酸,成为他前半生的苍白注脚。
过早产生暮年心境,还与苏轼少年成名有关。苏轼在嘉祐二年(1057)高中进士第二名,名满京师,此时他刚二十出头。嘉祐六年,他又考取制科第三等。由于一、二等虚设,三等在宋朝立国以来仅有吴育一人考取,因此苏轼实可谓宋代制科第二人,在汴京再次引发轰动。多年后,苏轼赴任密州知州时,回忆往日少年意气:“当时共客长安,似二陆初来俱少年。有笔头千字,胸中万卷,致君尧舜,此事何难。”只可惜现实世界的复杂程度,远超少年苏轼的想象。当年届四十、刚达到《曲礼》所言“四十曰强,而仕”的标准时,苏轼已在宦海中沉浮近二十年,饱尝其中的艰辛与险恶。“致君尧舜”未成,暮年心境已生。
但如果仅从暮年心境理解外放杭州通判后的苏轼,无疑稍显片面。苏轼积极尝试与暮年心境周旋,而非陷溺其中。在密州出猎时,苏轼虽自称“老夫”,但仍想“发少年狂”,试图“西北望,射天狼”。元丰五年(1082),他游蕲水清泉寺,见兰溪西流,感叹:“谁道人生无再少?门前流水尚能西!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可见身处低谷的他,即便感觉自己正在老去,仍鼓励自己不虚度人生。
苏轼还尝试以更高的人生境界超越内心的焦虑。在黄州,他在给堂兄苏不疑写信时指出“吾兄弟俱老矣,当以时自娱”,并解释:“所谓自娱者,亦非世俗之乐,但胸中廓然无一物,即天壤之内,山川草木虫鱼之类,皆是供吾家乐事也。”这种思想便是他在《临皋闲题》中所说的“江山风月,本无常主,闲者便是主人”,也是《赤壁赋》中面对“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”时,对客所言“吾与子之所共适”者。
正是困顿的磨折与时间的历练,让苏轼意识到迟暮之悲的狭隘。《赤壁赋》中“哀吾生之须臾”的客友,何尝不是苏轼本人生命焦虑的化身?但此时的苏轼,已能与这一化身平静对话。如果熙宁四年苏轼调任外官后,他自称年老,多少还存在壮志未酬的不甘,那么来到黄州,在长江的清风与月光中,领悟到了“物与我皆无尽”的苏轼,则十分坦然地接受了现实。正所谓“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”,无论是功名、富贵,乃至生命中不断流逝的时间,若非“吾之所有”,何必执着营求?
因此,当苏轼真正步入晚境后,反而不再表达年华老去的焦虑。在岭南时,垂垂老矣的苏轼听闻好友吴复古出家,作诗一首表达了肯定。诗中叙述晚年的吴复古认识到“四大犹幻座,衣冠矧外物”后,“一朝发无上,顾老灵山宅”。正所谓“世间出世间,此道无两得”,因此,“丈夫生岂易,趣舍志匪石”。诗中表现的不为外物羁绊的心境,也可视为苏轼晚年的自况。
在岭南,苏轼在给好友王定国的信中写道:“其余坦然无疑,鸡猪鱼蒜,遇着便吃;生老病死,符到奉行”。“符到奉行”代表的是他从容面对生死大事,“遇着便吃”代表的则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安享所遇的人生态度——可谓同一坦然的两种表现。如果说“老”作为一种心理感觉,是由年华易逝导致的生命焦虑的话,那么,身体衰老但内心坦然的苏轼则真正进入了“不老”的人生境界。
(作者:朱建强,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)
(责任编辑:综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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